iPhone手机和苹果公司的成功毋庸本文赘述。近期所闻之妙论源于滕泰先生：在乔布斯创造出iPhone手机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原本是不存在的，而一旦该手机问世，新的需求就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因此，“iPhone不是哪个政府可以规划出来的。政府只需设计出有利于创新的机制。”
结合中国的现实，与凯恩斯主义关注投资和消费等需求管理相异，贾康、姚余栋、滕泰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当前经济干预的重点在于供给，或可概括为“新供给可以自动创造新需求”。如贾康先生提出，延伸到宏观经济领域，对经济学理论和调控实践的反思非常必要，“供给管理应进入长期视野，增加宏观经济中的有效供给，并以经济手段为主，与深化改革紧密结合，进而优化我国的宏观调控和政策设计。”
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了供给环境，并未涵盖因生产力革命带来的总供给变化，所以也被认为是理论上的潜在缺陷。今天，体察微观经济，离不开消费需求侧的拉动，但更有力的支撑源于供给侧：科学创新和技术升级。而审视宏观经济，从“拉美陷阱”到部分“金砖国家”的发展停滞，不仅仅是因为需求不足，往往是有效供给（包括生产要素供给和制度供给）不足引起的。要素供给包括生产资料、技术创新直接体现于企业和行业的经济层面，而制度供给则多体现在政治社会文化层面，与更宏大的社会管理主体关联，成败归因，皆不可分。
确如其然。若询问中国30年来巨大变化的原因是什么？相信不少人的回答会是：因为科学技术进步。科学技术确实突飞猛进：食品、服装、住宅、车辆等无不以新科技、新工艺、新材料、新设计为亮点；信息社会使人们对IT技术、通信工程、互联网形成前所未有的依赖；举国之力在工业、医疗、高铁，乃至生物工程、航天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谁也无法否认世纪之交中国的进步与科技的关系。但中国的改变仅靠科学技术和发明创造吗？更令人信服的答案是：靠改革开放。为什么改革开放比任何科技都更能提高中国人民的福祉，而且速度更快、成效更显著？就是因为改革开放在中国创造了“市场化”的制度供给。
换言之，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了一点：市场化制度的供给是经济发展真正的动力。从放权让利，到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每一步的改革进展，既是实践中的创新，也是理论上的涅槃。回到iPhone的话题，唯有靠改革开放，才使得中国质优价廉的产能和劳动力，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到全球资源配置中这些要素供给，与来自美国的产品设计、全球分销网络和品牌结合在一起，使得每一部iPhone的背后都印刷上了“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 Assembled in China”。但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要素供给层面，如果不持续推动市场化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培育（和保护）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阶层，不能从制度供给层面与全球化接轨，中国可能永远也制造不出自己的“iPhone”，这些担忧才真正发人深思……
经世济用的文化传统
谈及经济，世人皆曰中国独具特色。“经济”一词在古汉语中是“经邦”和“济民”、“经国”和“济世”等词的综合与简化。古代中国同样有光辉灿烂的经济思想，“经世济用”源自“经世致用”的传统，即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学以致用，有济于民”，是传统儒家的一种优良学风。“经世”最早出自《庄子》“春秋经世，先王之志”，“致用”出自《周易》“精义入神，以致用也”，“济用”是对“致用”的延伸和阐释。
经世致用之学始于宋代，是一种提倡研究当前社会政治民生等实际问题，要求经书研究与迫切现实联系起来，并从中提出解决方案的治学方法。所谓经世致用，就是反对学术研究脱离当前的社会现实，虽以解释古代典籍为手段，但要发挥自己的学术见解，并用于改革社会政治与经济。历史上纵贯宋、元、明、清数代，地域上横跨江、浙、晋、冀、陕多省，以黄宗羲、顾炎武、唐甄、魏禧、陆世仪、孙夏峰、李颙、傅山、颜元、李塨、王源、龚自珍等为代表的学者，都提倡与传统理学不同的崭新学风，也都结合现实提出了各式各样“匡时济民”的社会改革方案，贯数百年，风格却相当一致，殊为不易。
经世致用派学者们认为“书生徒讲义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国家者”，因此提倡反虚就实、以实为宗的新学风。其多项学术成果为后世所肯定：一是批判封建政治制度，如明清之际关于郡县制或封建制的大讨论，实质是关于政治制度和君权的问题讨论。不少学者猛烈地批判封建制度，揭露专制君主罪恶，并提出了一些带有初步民主启蒙的主张，如“公其是非于学校”（黄宗羲）、“庶民干政”（顾炎武）。二是从土地制度入手探索经济改良，针对封建土地兼并提出了各种解决问题的思路。以黄宗羲、颜元、李塨为代表，明确反对土地兼并，其“均田”方案虽与农民起义的“均田”有根本不同，但体现了对经济问题的深层次理解和对农民的同情。三是批判科举、反对束缚思想的八股时文，提出教育要培养真正有用的人才。“废天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生员而用进之材出”（顾炎武）。四是哲学领域多有所创，反对“坐而论道”和“玄学空谈”，主张治经史以致用，学习之目的是能为国家社会所用，反对奢谈心性命理的空疏之学，成果斐然。
“经世济用”优良传统为后世所接纳，近百年以来，亦有诸多有识之士前赴后继，身体力行。如张謇先生以毕生行动最佳地阐释了“经世济用”精神：在社会革新之际毅然放弃做官，走上现代化的实业救国之路；致力于做民营经济的倡导发展者，创业办厂，是脚踏实地的实干家；作为民办教育的先行者，热心公益，造福一方。做优秀的学者、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他身上就完美融合了“经世济用”的伟大情操。新一代中国经济界翘楚也应追古思今，将这一宝贵传统和精神财富，继续发扬光大。
开创融合“现代性”与“中华性”
英文economics的中文译法在20世纪初被确定为“经济学”，就与中国经世济民、学以致用的思想传统有关。世纪交替，几代经济学家积极研习和引入西方经济学理论，秉承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感，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伴随着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日深，相信我们更容易达成共识：经济学除了遵循科学原则对现实进行系统解释，其最终着眼点在于对社会有所助益，是一门真正的经世致用之学。
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就天然地带有现代科学的特性，直至上世纪30年代，莱昂内尔•罗宾斯仍主张经济学限于科学解释。这是因为西方历次产业革命的主体技术，与新科学、新技术都有直接与间接的联系；随着现代企业经营规模越来越大，要求管理精确化、复杂化，在经济分析中运用数学等方法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途径。瑞典皇家科学院从1969年开始为经济学领域内具有开创性的成果设立了诺贝尔经济科学奖，使经济学这一社会科学也跻身于“科学”行列之中，具备了更广范围内应用的可能。事实上，在近一个世纪中取得的大批突破性经济学成果，不仅加深了人类对现实问题的洞察，而且也影响着未来不同社会的发展走向。几乎所有这些经济科学成果都是建立在完备模型、严密论证的基础之上，从各国实证研究和应用的情况看，有相当的普遍适应性。
但在中国，经济学家们最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就是如何解释经济学理论的“普世性建构”，与独特“国情性建构”之间的现实冲突。萨缪尔森指出：“经济学本质上就是一门以经验为依据的科学。它以解释我们身边的世界为首要目标，然后帮助我们基于正确合理的经济原则来设计经济政策，以提高国内外人民的生活水平。”这说明经济学是一门“活”的学问，必须融入社会现实，提供价值判断和对策。因此当下中国经济学研究中，或多或少，都会涉及到中国人文学科的“现代论”与“中华论”命题，即如何建立中国经济学自己的立足点的问题。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学界从过去对西方学术的通盘借鉴，已逐渐为一种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文化认同的自觉意识所代替。正是这种文化关切，使得“经世致用”思想在今天仍然“鲜活”，因为它也强调研究学问与社会实际结合，活学活用，建构一种合理化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形势。而“经世致用”学者们的一些优秀观点，鞭辟入里，每每研习仍受教益：如朱之瑜“包天下以为量，在天下则忧天下，在一邦则忧一邦，惟恐生民之不遂”，启示我们要务当世之任、共济时艰；如黄宗羲“扶危定倾之心？吾身一日可以未死，吾力一丝有所未尽……而此"不容已"者，长留于天地之间。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贤圣指为血路也”，鼓励我们不尚空谈，勇于任事；如顾炎武“凡所做学问，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鞭策我们独立创新、贵在己出。这些美妙的观点和坚强的文化传统，为我们发展独创性的思想，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启示。一定意义上讲，在越前沿的经济学研究中，“现代性”与“中华性”就越无法截然分开，因为“中华性”的提出本身即是一个现代性问题。未来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应当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中，以“现代性”与“中华性”为双桅，扬学术之帆，启民众之智，推动国民合力探索新的强国之路。
经济学家的严肃研究，本身就包含着对其所关注人的命运的关怀，包括对数千年文化传统的扬弃，和对民族复兴未来的忧思；反之，越是真正关怀中国人的命运，经济学家越要踏踏实实通过实证与分析，把科学道理和真相告诉公众，同时给予政策制定和公共管理者以理论告诫。在当前全球应对危机举措乏善可陈的情况下，亟须构建促进总供需平衡、结构优化、增长方式转变的“新供给经济学”，作为指导未来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论之一。“新供给经济学”着重从供给方发展实体经济、促进就业的核心理念，不仅对中国有重要价值，对促进全球走出危机也有积极的意义。
本文摘自：第一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