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年开局，金融危机的前景却仍迷茫。比如，“重灾区”美国的中小型银行似乎又有拉开新一轮破产潮帷幕之势，自2008年来美国监管机构已下令关闭25家以上银行，国际金融市场格局业已发生重大变化。金融风暴的后续问题，相信未来还会引发一系列风险事件显现，如消费低迷、信用沦丧、企业破产与公众失业。这场波撼全球的金融危机，或许是21世纪以来高歌猛进的市场经济体系所遭遇的最大挑战之一，你与我，眼下均亟需思索各自对危机的应因之道和“危机后”生活。
金融创新与监管如何“共生”？
风暴在持续，但众多有识之士都指出，危机绝非放弃创新之理由。比如，不能因出现危机而全盘否定现代金融创新，为缓解危机而无条件强化管制的思路也非合理行为。
前美国总统布什曾讲了一句打趣的话：酒本是好的，但华尔街喝醉了！或许这恰是当前金融危机之源的形象写照。金融是经济的核心，金融创新更是经济“核心竞争力”（Core competence）的重要标志。近年来，美国金融市场中创新的制度、产品、工具、服务层出不穷，极大提高了效率和利润，已成为经济成长的“引擎”。但高速发展的金融创新也不断衍生和积累着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项研究称，仅1980年至1997年间就有133个国家经历了“严重的金融问题”，其中发生“危机”的有36个国家共41例，为化解这些危机耗资高达2500亿美元。金融奇迹的演化史，看来便是与危机“共生”的历史，中国并不必自危过度。
危机还使我们有机会重新思考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博弈”问题。在金融领域，中美两国之监管行为差别十分明显：美国信奉“先创新，后监管”，潜台词是不出问题就不监管；中国则强调“先监管，后创新”，其结果是“可能出问题就推迟创新”，以中国“创业板”市场之推出可资为证。始于1971年、宽进严出、运行规范的纳斯达克(NASDAQ)已是全球最大的电子股票交易市场之一，其“全国市场”针对世界范围的大型企业和经过小型资本市场发展起来的企业，“小型资本市场”则针对高成长的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对于加快美国高科技产业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中国为建立向高科技产业提供融资平台的证券市场，自2000年10月深市停发新股筹建创业板，至眼下最大的“牛年猜谜”，“中国纳斯达克”如此10年难产，与监管与市场的“博弈”思路之变息息相关。
诚然，创新与监管长期严重失调，弊端累积，使美国引以为荣的成熟市场体系成为危机之发端，中国应科学地吸取教训。但国内当前的矛盾是创新不足，而非监管不力。国内金融机构开展微观创新的动力与能力皆显微弱，各类“金融创新”基本上处于对国外产品模仿和引进的初级阶段；金融创新之“短板”更是体现在其他企业与实体经济层面。放眼望去，中国500强企业运用金融衍生品有效管理和对冲风险者屈指可数，偶见涉足期货或衍生品之企业如中信泰富、中国航空等，中招甚多，赢利罕有，亦可为证。
创新仍是企业家的第一责任
到底这场由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是市场经济制度和周期循环之必然，还是名目繁多的金融市场产品盲目创新之偶然？相信未来会有理论研究者对危机之诱因进行分析。对企业家而言，更应关心的，是债务危机和资产价格贬值，如何传导到实体经济领域？而金融创新所致的“危”与“机”，对日益活跃的企业发展道路又意味着什么？
金融与工业的技术创新，均被公认为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动力。在熊彼特看来，市场经济体制所带来的繁荣，不仅依赖于技术创新的数量和程度，同时还在于资本之动力推动了这一持续的过程。因此，企业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它可以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并在创新中盈利。而从企业家价值观来看，创新也被认为是摆脱落后并获得肯定的一种必然路径。
创新是企业家的责任，也是企业价值的来源。但创新却是如此的困难重重、充满风险。国际战略管理协会（ISMA）近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企业生命周期往往短暂，这一趋势在最近20年尤为突出。比如，20年前的《财富》500强企业中，将近50%的企业今天已销声匿迹；另一个让人感到些许恐惧的例子是，1900年的道琼斯指数选中了12家企业作为成份股，现在，这些企业中只有一家幸存——即是通用电气（GE）。一些企业如果步入“创新陷阱”，多是突出了这两个焦点而导致的泛化，从根本上既没有认识到创新是一个变革的过程，也没有认识到创新必须与价值创造相关联而造成的。
可持续企业
为“国家创新”做“马前卒”
更进一步，结合当前国内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企业家必须深刻认识创新的双重角色。危机启示中国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在信用与杠杆风险可控的基础上。事实上亚洲金融危机后，众多学者都对韩国经济的崛起及金融危机的成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系统地分析促使韩国政府在危机后实施科技兴国战略，建立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促进企业发展重振经济，这一经验对于我们应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确实当前“创新瓶颈”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以信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创新已成为决定各经济体增长速度和质量的关键之一。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在国际技术贸易中发达国家获得全球技术转让和许可收入的90%，在IT和生物工程领域美、日和欧盟拥有95%以上的专利。发展环境的变化，要求中国加速建立一个既能够发挥市场作用，又能够根据国家战略有效动员和组织创新资源；既能够激发创新主体的活力，又能够实现系统各部分有效整合的国家创新体系。
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是“国家创新体系”最重要的“马前卒”。企业发展既要有特色，要盈利，还要可持续。企业只有可持续发展才能永葆青春，才能体现更大社会价值并获得长期回报。企业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不断学习、不断创新、不断提高产品或服务的附加值、坚持以人为本、重视企业文化建设，诚信守法、与社会和自然环境友好相处。新时期国家创新体系中，可持续的企业才是真正的主体。
走出危机应靠持续自主的创新
中国未来数年间将直面“3D”式外围经济环境和市场：杠杆收缩（De-leveraging）意味流动性紧缩、增长减速（Deceleration）意味着经济持续走弱，资产贬值（De-rating）意味着投资风险加大，政府及企业均需调整思路，以自主、持续、创新之手法，应因危机。当前经济收缩之速度和幅度，均堪比10年前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之时。但当时中国经历的是供给端的“挤压式”冲击，现在则面临需求端的“再平衡”冲击。政府提出以内需拉动为主，自主创新，保持经济增长，确是明智之举。
政策措施能否迅速开拓需求、缓冲经济下滑，成为问题的关键。因为目前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已经达到日本1990年代初的水平，这意味着中国对世界贸易萎缩风险暴露的程度高于当年的日本，未来两年出口压力巨大并不排除出现负增长的可能。不过中国政府负债水平不高，政府可以视外部环境和经济情况相对灵活地推行赤字财政，拉动内需。
我们不仅要应因当前的危机，还必须考虑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创新性变革，否则便是“头痛医头”。中国作为一个兼具世界“工厂”和“市场”双重特征的经济体，享受全球化红利的同时必然要承受外部危机的冲击，必须要考虑如何在资源国、制造国、消费（货币）国相互依赖的全球经济“共生模式”中提升自身地位。中国还有特殊的城乡差别等问题也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关，据推算约有2000万农民工因金融危机失去工作，失业潮可能加剧社会矛盾。近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六个“一号文件”《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决策者显然是以此来显示对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视。而解决问题，走出危机，毫无疑问，要靠中国人自己的智慧和汗水。
本文摘自：《中华儿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