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中关村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第三季度宏观经济大会在北京正式召开，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理事长、华软资本董事长王广宇为大会致辞。同时，王广宇先生的新作《零碳金融》在会上正式发布。
以下为王广宇先生发言实录：
感谢贾康院长，感谢刘永淳总编辑，感谢各位专家，各位朋友。今天是《零碳金融》这本书正式发布的日子，因为书已经面世了，其实对作者来讲就好比把自己的成果已经送给了读者。所以，今天时间也比较有限，我就不展开来讲书的内容了，我主要想表达两个部分。一是我想简单谈几个观点，通过写这本书我的一些思考，二是正式的在这里向各界朋友表示感谢。
我主要谈四个观点，
第一，碳中和是全球共同的新价值观，是国际合作的主赛场。
在习总书记去年提出来双碳目标之前，低碳发展在中国已讨论很多年。正如图尔克所言，中国作出的“30·60”承诺是“历史性”的。中国是人口占世界20%的大国，也是占全球碳排放量28%—30%的大国。气候合作是全球的事。在碳中和这件事上，美国、欧盟、英国等大国已有非常清晰的减碳目标。中国也不能独善其身。因此，中国提出明确的碳中和目标是人类气候合作的一件大事。
为什么说碳中和是全球共同的价值观呢？我先举两个小国为例。一个是南美的哥斯达黎加，一个是非洲的冈比亚。哥斯达黎加在南美洲算是比较发达的国家，它提出了非常清晰的目标，即至2030年把减碳目标下降23%，至2050年下降至一半。而冈比亚在世界上属于不发达的经济体，即使如此，这个国家也在施政纲领中提出至2050年下降49%。由此可见，不论经济大国还是小国，碳中和都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也是今日国际能够形成合作的共同话题和赛道。
在此赛道中，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都是必须要参与的。中国和印度具有很多共同点，比如相似的能源结构，同样也都是目前全球碳排放量较大的经济体。不过，相比中国的碳中和承诺，印度在“碳中和”目标上还存在争议。但是，为了我们居住的这颗蓝色星球，为了后代能少受极端气候的影响，今天全球所做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作为一个客观结果，新冠疫情为地球提供了一个特别大的喘息机会。疫情带来世界各国的经济停顿，令全球碳排放大减。上世纪三十年代和2008年的两次经济危机带来的碳排放减少都是微乎其微的。经济学家测算2020年，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减碳下降百分比为8.8。这是有记录以来经济行为带来的最大减碳比值。
在比尔·盖茨的著作《气候变化与人类未来》中有一个结论：如果人类不采取双碳的行动，那么，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与气候危机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而且这样的损失每十年要重新面临一次。从金融的角度看，碳中和相当于今天所做的投资，好比为自己的未来买一个巨灾的保险。买了保险不是希望一定要用上，而是为了对冲和防范未来的不确定性，防范未来的风险。
第二，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
在碳中和进程中，作为个人，无论是主动重视还是被动卷入，任何人都要面对变革。作为企业，无论是主要进行低碳转型还是被迫限产，任何企业都要面对。全社会都是如此。因此，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
从个人角度讲，今天的工业、农业产品主要支持个人消费，全球碳排放中约有70%—80%直接与个人消费挂钩。每个人要转变自己的消费观念，形成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建立碳足迹。也只有改变生活方式，人类今天的经济行为和社会生活才可以持续。在这方面，我特别要介绍一个案例——蚂蚁集团2016年9月推出的“蚂蚁森林”项目。据统计，截至2019年，这一项目在中国有5亿用户，这些用户通过他们的消费行为中间的节能减碳共种出一亿棵树。当前支付宝和蚂蚁用户已达十亿以上，蚂蚁森林的用户已超6亿。也就是说，有6亿人在生活方式和消费中重视降低能耗、节能环保、绿色低碳，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
从企业的角度来讲，要推进低碳转型，要点在于把产业按照绿色的要求和标准再重新做一遍。从政府的角度来讲，要积极有为的推动变革，涉及政府本身的法治、监管等行为，以及国际合作。目前，中国和欧洲已经在进行碳边境调整的有关研讨。总之，政府要做更多的事情，为实现双碳目标引领社会，进行国际合作。
第三，零碳金融不仅服务实体转型，而且也加速实体发展，这是零碳金融的目标。
我主要讨论三个小问题，碳金融、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
中国的碳市场在今年7月已经正式揭幕，目前为止运行了近4个月，运行非常良好。全球把碳排放权当作金融产品、当作资产放入市场交易，通过碳排放权交易推动企业转型。在此领域此前已有非常成功的经验，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美国的“酸雨计划”。1990年，美国推出了预期覆盖全国的二氧化硫排污交易计划,即“酸雨计划”，并列入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交易范围。美国通过金融产品减少酸雨排放，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果。1990年，美国二氧化硫排放量1570万吨；至2015年，排放量降低至220万吨。虽然目前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企业只有2000余家化石燃料为主的发电企业，但是，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会有更多行业几万家乃至几十万家企业参与交易。
而绿色金融是一个相对成熟的领域，对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等已探讨很多。对此，我只有一个看法，中国的绿色金融应该大力发展。相比中国的金融存量而言，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的比重在百分比的个位数，还有很大空间。
为此，我讨论的一个新话题——转型金融。大体而言，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如果绿色信贷只占5%、绿色债券只占1%的话，那么，我们要考虑其他95%的信贷和债券支持的是什么颜色的产业，棕色的，灰色的，甚或黑色？我们应该思考一个问题，金融部门如何利用原则、制度、规范和流程推动产业的绿色转型，即实现转型金融。在转型金融中，最主要的工具是银行的可持续信贷，以及投资部门的转型投资。对此。我在本书里也进行了论证。总之，通过碳金融、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的积累、调整而成的生态就是零碳金融生态。
第四，科技突破和数字化是实现双碳目标重要支点。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碳中和进程中，新能源技术、碳捕捉（CCUS）技术、碳储存技术等新技术是关键所在。总之，科技的创新引领和技术的突破是实现碳中和的主要路径。
还有一个话题与此有关，即数字化减排。数字化创造了一个大规模的数字产业，也提高了制造业和传统产业的效率。在能源互联网的新型产业领域中，数字技术产生大量的补充效应。近期，美国的Facebook改名为“元宇宙”，从2018年到2019年，全世界最大的清洁能源买家就是Facebook。他在2020年宣称企业已实现了碳中和目标。此外，微软、谷歌、苹果等大企业也都有非常清晰的碳中和目标。比如，谷歌公司2017年就宣布实现碳中和，2020年宣布零碳足迹，2030年全产业链实现无碳。中国也是数字经济的强国和大国。如何通过数字化实现减排，也是未来需要要面对的一个新话题。
新技术和数字化减排这样的工具都要被企业应用。所以，我认为，企业家精神，特别是企业家富有的创新精神、试错的精神、扛压精神、共享精神，对于实现减碳目标、推动低碳转型具有非常大的作用。英国知名企业家叫理查·布兰森讲过一句特别有趣的话：阻止气候变化的唯一选择就是让企业赚到钱。如何理解这句话？我认为，减碳本身是一种经济行为，只有让经济规律发挥作用，减碳才能真正完成。因此，今天如何把双碳目标从政府的指引变为社会各界的呼吁，变为每个企业的行动，最后变为企业和市场自发和有效的反应，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最重要原则。在这个过程中，零碳金融可以帮助很多企业在绿色化、低碳化转型中发挥作用。这就是我们作为金融和投资界能做的一点事情。
这本书是对一个相对空白的领域进行的一些前沿性探索，在学术上可能会有些讨论，也有很多不足和不完善之处，请所有的读者指正。
借这个机会，我要再次感谢在这本书完成的过程中华软研究部同事们的支持，也要感谢本书的推荐人杜祥琬院士、马蔚华先生、林毅夫先生、白重恩教授、石定寰理事长、毛基业校长、管清友院长、新望院长以及周立红会长。我要特别感谢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以及我们发起的中国碳中和50人论坛的很多专家给我的学术启迪，也要特别感谢中译出版社的领导，包括乔社长、刘总编和责任编辑付出的辛苦。我也特别感谢今天与会的各位专家和朋友，以及媒体界的朋友们，谢谢大家长期关注和支持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再次向大家表示感谢，今天我就介绍这么多的内容，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谢谢。（完）
